一周过去了。这是一个标准的复诊周期。这个期限是黑尔医生亲口与年轻人约定的。
那天晚上他甚至来不及意识到自己准备开口，“一周以后”这句话就已经说出。此后的七天里，他一边在心底否认自己在意，一边注视着这个期限逐渐逼近。
到了第七天傍晚诊所关门时间，年轻人没有出现。他照常让工作人员下班，独自回到楼上的书房，复盘当天病人的影像资料。在第二杯玛歌与第一杯威士忌之间的某个时刻，他终于承认，那个年轻人不会回来复诊了。
他早就应该知道，在登记簿上只留下两个字母、拿超额现金结账的人，本来就不会像普通病人一样做术后随访。他当初提出复诊要求时已经清楚这一点，但还是抱着一丝念想开了口。
问题正是从这里开始的。
他决定先重新检视那个深夜。那天他在下午六点结束最后一场问诊，整日漫长而忙碌，八点结束了一顿简单的晚餐。
他比平常多喝了一些，晚餐时喝掉大半瓶波尔多，之后又喝了一杯威士忌。他洗了澡，将巴赫的大提琴组曲调到很低的音量，然后翻开一本周围神经移植的新作。那本书写得漏洞百出，他读它主要是为了挑其中的错误。如果不是门铃响起，他估计再过二十分钟就会睡觉。
但是门铃响了。接下来发生的事情——从年轻人进来到离开，占据了超过三个小时，其中包括两小时高度精细的外科操作。
按照任何临床纪律，当时他血液里的酒精浓度都足以引发警告。然而手术完成得无可挑剔，因为他的手术向来如此。
当他一周后重新坐在书房里再去检查那晚的决定时，他意识到，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手术操作的精度。清醒状态下的黑尔医生大概率不会打开那扇门。
二十年来，他拒绝过无数带着血找上门的陌生人，就像他一开始告知那个年轻人诊所已经打烊一样。谨慎对他而言早已接近一种本能，一种专业判断，性格的一部分。
正因为此，他不会拿“酒精削弱了判断力”这种理由解释自己的异常行为。酒精并没有让谨慎消失，只是把警报音压低了一些，以至于他体内另一个住得更久的东西抢先作出了决定，接受了那个年轻人的进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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